凌晨时分，天地间一片昏暗，一架大型军用运输机从北平西郊机场起飞，瞬间消失在乌黑的云海之中。

  飞机要飞向何地？除了机组人员只有一个人知道，那就是当年在新文化运动中与胡适齐名的北大教授、日伪期间的华北督学、汉奸文人周作人。

  此时，周作人和12个囚犯一起被五花大绑地跪坐在飞机两排座椅间的狭窄地方，十多个手握短枪的便衣分坐两旁的座椅上，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嘴里不时对他们发出“，死到临头，还装腔作势”的吆喝声。在这群或垂头丧气、或呆若木鸡、或惊恐万状的囚犯当中，他的容貌举止尤为突出。作为文化名人的他，当看到自己与当年任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的章燮元，以及一些亲日政客关在一起时，他的敏感让他相信，他们一定会被押解到当时的首都南京去审判的。于是，他在临上飞机的前一天晚上，突然要求让家人送来他以前在北大讲坛上习惯穿着的蓝布长袍。也许这更符合他的身份，也许这对他在审判时会带来或多或少的帮助。

  的确，此时他穿着这身长袍，配上他那满头花白的短发，以及几个月未刮的胡须，尽管神情萎靡、且有些蓬头垢面，但仍然会感受到他作为文人的特有气质，哪怕只是个落魄文人，也有别于那些草莽武夫。“我只是个教书的文人，毕竟不同于那些手上沾满中国人鲜血的人”，他一直这样想，这是他目前唯一的安慰。在飞机的轰鸣声中，他看到昏暗的光影下，那些颤抖的身子和已成灰色的面孔紧紧地包围着他，这让他觉得不公。于是，他努力直起身子，抬起头颅，并很想以友善的面孔去面对那些涉世不深的枪手们，可惜理想与现实总会有差距的，他刚挪动了一下身子，还没等直起来，更谈不上抬起头，就已遭到了几下击打和辱骂。“你，还以为你是过去的教授，快低下去，安静地等死吧！”随即，他的头在枪柄的作用下，出现了血迹，他的心弦也一下子绷断了，这让他始料不及。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唉，我好后悔呀！”周作人将他那流着血的花白头颅颓然低下时，不禁泪如雨下。“唉，唉！晚了，晚了！当年悔不该不随北大南迁，女人真是祸水呀，我怎么就听了夫人羽太信子的话呢?也怪自己意志不坚唉”泪眼中，当他再次看到自己挤在那些恶贯满盈、手上沾满国人鲜血的日伪汉奸中间时，一种从未有过的胆怯、彷徨、后悔和痛不欲生的感觉油然而生。自己当年也是北京有名的大学者，曾与茅盾、叶圣陶等名家组织过“文学研究会”；又曾与鲁迅、钱玄同、林语堂等学者作家办过“语丝社”；特别是在1926年发生时，还曾是被段祺瑞反动军政府通缉的“过激分子”；次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逮捕领袖李大钊时，他也作为进步人士而遭到通缉，他办的“语丝”社被查封了。那时，他与鲁迅是同样受到国人和学术界大力推崇的。可是，自从轻信了妻子羽太信子的话后，他便一步一步地陷入了与中国进步人士分道扬镳的歧路险途，以致堕落成如今国人所不齿的一个文化汉奸。冷静下来的理智让他一定要明白这天地沧桑轮回的缘由和有关或无关的道理。

  飞机在飞临山东上空时，突然被气流碰撞得颠簸不堪，周作人感觉自己的一肚子心事仿佛要被呕吐出来，窗外一团团乌黑的云雾，让他的眼前变得忽暗忽明，就如他的内心一样，凶吉难卜。

  此时，他无法不想起1939年那个难忘的冬天。那时日本军大举进犯华北，他所供职的北京大学决计南迁，而他却听信妻子苦口婆心的劝说留了下来。而留在北平的第二年，北平已经沦陷敌手，华北陷于战火之中。几乎每天都有说客前来游说他任华北政务委员教育督办一职，但他都每每婉言谢绝，他怕日后被人骂成汉奸，就是土肥原亲自游说他也没敢答应。

  “后来，为什么就答应了呢？为啥不坚持到底呢？就为了那一枪，唉，人他妈也要自己骂一下娘，怎么有时就是个经不起推敲的孬种，如果不是被那可怕的一枪吓破了胆，也许不会落到这种遭国人唾弃的可悲的下场。唉”那天是元旦，外面寒风凛冽。他正和他的过去的一个学生叫沈启无的边品茶、边聊天。正聊到投机处，突然门房外“砰”地响起了一枪，他当时误以为是放鞭炮。谁知院井里很快响起了一阵急促杂沓的脚步声。他和沈回头一看，已有两个陌生人阴沉着脸突然闯了进来。其中一个嘴里问：“哪位是周先生？！”他正欲开口，但见两人手中各执一把手枪，顿时惊骇得从椅上跳起来：“你们”没等他说完，随着“砰砰”两枪，他和学生就已应声倒地。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从悠悠的昏沉中醒来，发现他的太太羽太信子惊悸犹存地站在他的面前。他的学生沈启无已经送往医院抢救，椅子上留下一摊鲜血，刺客早已不知何时遁去。此时，他听说坐在他家门房里的一个洋车夫，他一时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只知道他的下腹部隐隐作痛，但他奇怪，他身上中弹却一点血迹也没有。晚上，他被送到协和医院进行了检查，才清楚自己是虚惊一场，子弹根本就没有射进他的腹腔，而是射中了他的外套一枚铁质的钮扣上，肚脐部位只留下一个小小的暗红黑点。“信子，你们日本人也太不讲义气了，怎么话未说到，就翻脸不认人还背后下毒手呢？”他在庆幸自己的同时，对自己怀疑中的日本人做法很是愤怒。“你怎么就认定是我们日本人干的呢？那如果是，又是谁干的呢？目的又是什么？”信子说。“这还用说吗，肯定是土肥原派人来威胁我，让我答应为他们做事呗！”“那你答应就是了，何必这样和他们硬干呢？”信子说。“你说得倒轻巧，那不是让我当汉奸吗？日后，我会跑不掉的。”“为日本人做事又不是你一个，况且你只是一个文人，你也不过为了生计以及沦陷区的人民办一点教育的事，再说，他们要定你汉奸罪名，你不做也逃不了干系，你的太太毕竟是日本人。还是想想眼前，也许日本人会永远把天下给坐下去，你也许会因祸得福，日后宏图大展。不要固执了，你一个文人能腾什么大浪呢？你们中国人有句古话，就叫做人随大流不吃亏！就答应吧，嗯”信子足足用了一个晚上，对他进行奴化说教，终于使他思想起了根本性的转变。出事后的12天，他接受了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送来的聘书，先后担任了敌伪主持下的北京图书馆的馆长、华北军政委员会教育督办等职。

  唉，悔不该当初，我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呢！唉此刻的他，除了如潮的泪水属于他，能替他排解一下内心的冤屈外，他确实再不能以一个文人的资格区别性地存在于这些草莽汉奸之中。

  当天上午9时，飞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一下飞机，他和12个囚犯就被押往首都高等法院看守所。

  他被押到南京后的三个月，通过北京大学的好友胡适出面，被优待到单独的囚室并给他安排了纸张书桌，供他读书写作。即使是连续对他进行提审的情况下，他都在利用一切闲暇时间，独自在他那仅有几平方米的小室伏案挥笔，日夜不停地翻译英国作家劳斯所著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一书。此时他戴着一架老花镜，时而伏案疾书，时而托腮冥想。当他那因过度悲哀而日渐混浊的双眼看到堆积在小木桌上那厚厚的一沓稿纸时，感到一种以此权当赎罪的欣慰。

  自从三个月后的一天，江苏高等法院代表首都最高法院对他宣判后，他的心情就此一落千丈，想起那天宣判的情景，他一切的希望都成了泡影。

  当江苏高院院长孙鸿霖在特别法庭庭长陈珊宣读他的死刑判决书后，大声对一时呆立在受审席上的他说“如不服，限你在十天之内向南京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他一下子被惊吓得木然僵立，虽然当时正值炎热的暑期，但他却觉得一阵阵寒气从头到脚穿心而过，让他全身瑟瑟发抖，再也找不到言词落脚的地方。他在即将退庭时，突然向孙鸿霖大声喊道：“等一等，我有话要讲！我好委屈、好冤枉啊！”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是从他喉咙里发出来的，倒像一只垂死的猪绝望时的哀嚎。他似乎觉得这要比他变节还要没有脸面，还要有辱斯文。但在此生死攸关时刻，他要作最后的拼争，顾不了这么许多，他觉得是值得谅解的。他先哆哆嗦嗦地掏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辩护状，后又觉得不妥，因他没料想到会被判死刑，那份辩护词用不上了，索性即席发言吧。“我之所以变节忤逆，当初也是身不由己呀！是被日本人一枪吓的呀！我对不起列祖列宗，但我周作人终究没杀过一个中国人，我没血债，为何要一定判我极刑呢？！”“住口，时至今天，你还不认罪，亏你还曾经是一名明辨是非的堂堂大学者！你没用刀杀一个中国人不错，可是你用无形的刀杀害的国人又何止千万？你为日本侵华军修改我们的教科书，以奴化教育来毒害国民，这远比用刀杀人还要厉害百倍！”陈珊严厉地对他说。

  此时的他哪里肯罢休，他一方面觉得自身是为了生计，即使有被日本人利用的事，也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上当受骗；另一方面，申明自己早在20年代就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九一八”事变后，也曾多次指责和痛骂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径，特别是自己多次撰文批驳日本《顺天时报》刊载有侮中华民族谬论的文章，因此始终是一名爱国主义者。

  陈珊冷笑了一下对他说：“你的大作，我也时有拜读，不过我极少见到如你所说的对日本人的批驳。倒是你在《弃文就武》里说过这样一段话：和日本人战争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陆上岸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何能抵抗人家？你公然替日军张目，使你的卑颜屈节、卖国求荣的面目暴露无遗！你还有什么好讲的？！”

  “我要说，我还有很多需要向法庭陈述的理由”周作人见两个警察上前不容分说地将他往外拖时，就拼命地挣扎叫喊：“你们让我说完呀！你们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枪毙我呀！我要上诉呀”

  虽然，换了地方，他的单室待遇没改变，但性质却截然不同了，这里除了期待上诉的好消息外，剩下的只有等死的内容了。因此，他必须抓紧可能剩余无几的时间，全力地给友人写信，内容有排解内心伤感的，更多的是具有求救的实质含义。那些希腊的神与英雄在他的思想里突然跑得无影无踪，因之，他在判决后绝食了两天后，突然想起了“只有生命的一点点延续才能以求得永久”的道理，这对他来说其实很简单，但对于他此时的境地这种道理就有点弦外之音了。后来，他开始想起了他曾在笔下写得让人怦然心动的那些精致的美食来，那些香甜的气息在他思想深处渐渐地弥漫开来，这让他对写求救信找到了依据，也让他用于求生本来有些笨拙的笔增添了无形的勇气。也正是由于此，当他面对夜晚昏昏欲睡的牢室，他的思想除了飘忽不定外，更多的是陷入绝望的痛苦之中。他觉得他的确不能像他的长兄那样铮铮铁骨，他的确表里不一，的确对于生命的考验弄尽了奴颜屈节的细节。因此，他觉得法庭对他的判决，主要的评价还是恰如其分的。

  大约是被判的一周后，他的朋友胡适得到消息，突然来到了他的囚室。“知堂兄，你学问很高，可惜你政治上表现得不成熟啊，小弟对你的遭遇除了同情外就是深深的惋惜呀！”胡适在监狱长的亲自陪同下，一进他的监室就开口对他说，“五四文化期间，你常到陈独秀办的《新青年》上发表触及政治的文章，我就常奉劝你多做学问，少问政治！日本人来了，朋友们都劝你离开北平，可你不听，你不明白你只是一个学者，而不是一个政治家，充其量也就是政治家的一个陪衬而已，结果，才落到如今的地步”

  周作人见胡适一进门就当着监狱长的面这样责怪他，一时悲愤交加，他不能自持地哭道：“我如今已经是被判极刑的人了，那些难堪往事还提他有何用呢！现虽已上诉南京最高法院，但今生还有活命，就全靠您老弟为之奔走了！凭先生的声望，想必蒋委员长也”“这个请知堂兄放心，我胡适的为人想必你也是知道的”胡适生怕当着监狱长的面他又说出一些什么对当局特别是刚才说到蒋介石有什么不妥的话来，连忙接过话来，“我的确要面呈委员长，我要向他说出你的苦衷，你的无奈。你终究是个文化人，手无缚鸡之力委员长也是个爱才之人，当今正是百废待兴、用人之际，我想他在听了我的劝谏后，会对你重新发落的请知堂兄先安心生活，有什么要求尽管向陈监狱长提，我都已经给你打理好了”

  一旁的陈监狱长，连忙点头称是。而坐着的周作人此时已经又一次不能自持，他除了不断说着“多谢”以外，开始觉得手足无措，只有听话的泪水和不听话的鼻涕交混于一体，他甚至觉得这样还不足以表达对胡适的致敬和感激，因此，他恨不得要跪下去，但有监狱长在，他又觉得不妥，这毕竟是他们朋友之间的事，最终他选择了握住胡适的手，紧紧地握着

  时间一晃就是两个月，可胡适为之活动的结果却没有一点音讯，这使他原先被胡适掀起的一点希望热情，开始一点一点地降温。在这期间，他不断听到院后那片草地响起枪决犯人的枪声，与他一同从北平押解来的12个汉奸中已有七八个被相继处决。何时他突然被拖向那阴森恐怖的草地，何时他的身体被那一声枪响穿过，只要胡适疏通不力或无效，这样的情况随时都会发生。因之，后来当他听到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或者铁门开启的“啷当”声，他的心就开始紧张，有时会吓得满脸苍白，浑身哆嗦。

  “周作人，你归根结底就是个怕死鬼，你害人害己，最后落得这般自找污秽、斯文扫地的地步，你还有何脸活在这样一个世界，还有何脸见列祖列宗呢上帝呀，你还是让我早点”他在绝望中呼喊着自己脆弱不堪的灵魂，但他自始至终不肯从心里说出那个“死”字。

  “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我要等南京方面的最高指令，是谁指使你们的，我可不是一般的”

  1947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他突然被四个武装军警从囚室里拖了出来，未等他分辩，一副闪亮的钢铐已经牢牢地将他的双腕锁住。他顿时觉得眼前一黑，便失去了知觉。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从昏昏沉沉中醒来时，发现押送他的车子已经停在法院门口。“难道今天要执行？不像，执行就不会被押到监外，都是在监内那片荒地上，执行前也要让我吃顿断头饭，再者，要是执行早就该执行了，不该拖到现在。一定是胡适的游说取得成功给予改判了。”想到这里，他心里有些难以克制的兴奋。令他始料不及的是战犯军事法庭竟判了他十五年，这让他在现场险些跌倒。

  “我周知堂已经年过花甲，政府还要判我十五年，以我老残之身，这样的改判形同无期，与死无甚相差，最高法院为何不讲道理”他老泪纵横地说。

  “政府对你宽大，你非但不感谢，还诬蔑最高法院不讲理，你简直是个疯子”

  就在他改判的半个月后，他的日本太太羽太信子在胡适等人的帮助下，得以前来看望他。

  “知堂，改判就是好兆头，15年就15年，我会耐心等待你出来的！”信子伏在周作人的肩上眼噙泪花对他说。“不，信子啊！我不争取早日出去，怎能和你再过上几年团圆的安稳日子呀”他望着妻子从外面带来他喜爱的绍兴酒、北平风味小吃，一时早日出去的心情更加强烈。听了他的线年就随周作人由日本东京来到中国早已失去当年娇媚风韵的日本女子，一时百感交集，她垂着泪对他说：“知堂，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想出来和我过上几天好日子，但现实是不可能的。胡适先生这次为你找到了老蒋才得以成功的，你所愿望的立刻出去是根本办不到的。听胡先生讲，凡属有名的汉奸都要处以死刑，即使与蒋关系紧密的周佛海，最终也就落得个无期！而你却能努力到有期，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信子望着生性固执的丈夫哭着说：“除了胡适，你让我再去找谁呢？你的那些朋友，见你成了汉奸早已躲得远远的了”

  “可不可以去找孙夫人，听说她与树人生前关系很好”

  “天呐，你怎么想得出来的！你可是通敌之罪呀，堂堂国母怎能帮你一个汉奸而在国人面前有损声誉！再说，我也不想以树人的名义去找他的朋友，我们家对他有愧呀！”

  “唉，唉，如果不是当年你得罪树人，树人怎能弃我而去呢？现在他的朋友又怎能见我不救呢！罢了，我也不怪你了，你也够苦的了！”他望着满脸泪水的信子，双手抱着头转过身去。

  1916年冬天，鲁迅全家从绍兴老家搬进北平时，因一时找不到一间相对固定的居所以便写作，就暂时与他家同住在八道湾。兄弟俩没什么矛盾，但一段时间后，为了日常开支的小事而日渐烦恼。原因就出在信子身上。信子花钱如流水，大手大脚，有时做好的饭嫌不好就倒掉重做，被褥衣服时常只用几日就会送给佣人，自己重新做。这样一来，鲁迅原先在绍兴每月皆有积蓄，到了北平每月薪金、稿费都交给信子还常入不抵出，甚至有时会吃不上饭。鲁迅就让他对信子进行规劝，然而，他嘴上答应，行动上却仍然对爱如掌上明珠的信子听之任之。后来，信子竟将日本的父母都接来同住，于是鲁迅就要求算清费用合理出资。信子就因为这个，一气之下就痛斥鲁迅并让鲁迅从此不要回来吃饭。

  鲁迅为了这件事，很快搬出了八道湾，从此兄弟二人也断绝了来往。直到鲁迅在上海病逝前，有人问起周作人时，鲁迅只用了一个字来评价他：昏！

  “知堂，那些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去想了，你的主意倒让我想起一个人来了。”信子望着一张包北平小吃的报纸对他说，“上面说的李石曾，不是当年和你一起在北大教书的吗？”

  “李石曾，不是在海外吗？”“不，报纸上说他回来了，你看！”信子将那张油迹斑斑的报纸展开在他面前：巨商李石曾归来与年仅三十的女秘书林素珊喜结伉俪

  “真没想到离国十多年的李石曾这样一个时间段回来，真乃天助我也！！信子呀，快拿纸笔来”当即，给李写了一封厚厚的求救信并让信子第二天前往上海设法找到李石曾。

  李石曾是名门之后，系晚清大学士李鸿藻之子。早年留学法国，1917年归国后任北大生物系教授，与周作人交往甚密。不久，弃教从商在法国巴黎成为集学者、资本家于一身的特殊留洋人物。此次来上海和林小姐举行婚礼才从信子嘴里得知好友周作人已深陷囹圄。

  为怕引来非议，李没有到监狱看望他，而是借访友之便，为他游说开脱。不但靠嘴，还靠大资本家的挥金如土，很快使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过问此案。此后，李还找了元老吴稚晖等过去曾和他交往甚密的友人来为周说情。

  果真，那一段时间，老是有人来他的监室，像是检查他的改造情况似的。于是，对“识时务者，俊杰也”这句古训开始领略到精髓的他，每天除了与来看他的信子聊聊天外，就是放下教授的架子装成十足的粗人，去迎合狱中大小官吏，有时门口闪过影子，他都会不放过地打一声招呼。只有独自一人时，他才会一门心思地继续翻译英国作家劳斯所著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一书。当他看到那些驴头马面们一个个对他露出笑容，当他看到那些政客们对他伏案努力表示肯定时，他觉得他已经看到了那扇大门的春天！

  大约是李来南京的三个月后，他的刑期被减至10年。1949年，南京岌岌可危，胡适等友人趁机为他暗中疏通，当年1月26日，他被江苏高法同意保外就医而提前释放。

  被释放的翌日，周作人去了上海，不久回到北京八道湾旧宅，直到1967年5月病殁。

  凌晨时分，天地间一片昏暗，一架大型军用运输机从北平西郊机场起飞，瞬间消失在乌黑的云海之中。

  飞机要飞向何地？除了机组人员只有一个人知道，那就是当年在新文化运动中与胡适齐名的北大教授、日伪期间的华北督学、汉奸文人周作人。

  此时，周作人和12个囚犯一起被五花大绑地跪坐在飞机两排座椅间的狭窄地方，十多个手握短枪的便衣分坐两旁的座椅上，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嘴里不时对他们发出“，死到临头，还装腔作势”的吆喝声。在这群或垂头丧气、或呆若木鸡、或惊恐万状的囚犯当中，他的容貌举止尤为突出。作为文化名人的他，当看到自己与当年任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的章燮元，以及一些亲日政客关在一起时，他的敏感让他相信，他们一定会被押解到当时的首都南京去审判的。于是，他在临上飞机的前一天晚上，突然要求让家人送来他以前在北大讲坛上习惯穿着的蓝布长袍。也许这更符合他的身份，也许这对他在审判时会带来或多或少的帮助。

  的确，此时他穿着这身长袍，配上他那满头花白的短发，以及几个月未刮的胡须，尽管神情萎靡、且有些蓬头垢面，但仍然会感受到他作为文人的特有气质，哪怕只是个落魄文人，也有别于那些草莽武夫。“我只是个教书的文人，毕竟不同于那些手上沾满中国人鲜血的人”，他一直这样想，这是他目前唯一的安慰。在飞机的轰鸣声中，他看到昏暗的光影下，那些颤抖的身子和已成灰色的面孔紧紧地包围着他，这让他觉得不公。于是，他努力直起身子，抬起头颅，并很想以友善的面孔去面对那些涉世不深的枪手们，可惜理想与现实总会有差距的，他刚挪动了一下身子，还没等直起来，更谈不上抬起头，就已遭到了几下击打和辱骂。“你，还以为你是过去的教授，快低下去，安静地等死吧！”随即，他的头在枪柄的作用下，出现了血迹，他的心弦也一下子绷断了，这让他始料不及。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唉，我好后悔呀！”周作人将他那流着血的花白头颅颓然低下时，不禁泪如雨下。“唉，唉！晚了，晚了！当年悔不该不随北大南迁，女人真是祸水呀，我怎么就听了夫人羽太信子的话呢?也怪自己意志不坚唉”泪眼中，当他再次看到自己挤在那些恶贯满盈、手上沾满国人鲜血的日伪汉奸中间时，一种从未有过的胆怯、彷徨、后悔和痛不欲生的感觉油然而生。自己当年也是北京有名的大学者，曾与茅盾、叶圣陶等名家组织过“文学研究会”；又曾与鲁迅、钱玄同、林语堂等学者作家办过“语丝社”；特别是在1926年发生时，还曾是被段祺瑞反动军政府通缉的“过激分子”；次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逮捕领袖李大钊时，他也作为进步人士而遭到通缉，他办的“语丝”社被查封了。那时，他与鲁迅是同样受到国人和学术界大力推崇的。可是，自从轻信了妻子羽太信子的话后，他便一步一步地陷入了与中国进步人士分道扬镳的歧路险途，以致堕落成如今国人所不齿的一个文化汉奸。冷静下来的理智让他一定要明白这天地沧桑轮回的缘由和有关或无关的道理。

  飞机在飞临山东上空时，突然被气流碰撞得颠簸不堪，周作人感觉自己的一肚子心事仿佛要被呕吐出来，窗外一团团乌黑的云雾，让他的眼前变得忽暗忽明，就如他的内心一样，凶吉难卜。

  此时，他无法不想起1939年那个难忘的冬天。那时日本军大举进犯华北，他所供职的北京大学决计南迁，而他却听信妻子苦口婆心的劝说留了下来。而留在北平的第二年，北平已经沦陷敌手，华北陷于战火之中。几乎每天都有说客前来游说他任华北政务委员教育督办一职，但他都每每婉言谢绝，他怕日后被人骂成汉奸，就是土肥原亲自游说他也没敢答应。

  “后来，为什么就答应了呢？为啥不坚持到底呢？就为了那一枪，唉，人他妈也要自己骂一下娘，怎么有时就是个经不起推敲的孬种，如果不是被那可怕的一枪吓破了胆，也许不会落到这种遭国人唾弃的可悲的下场。唉”那天是元旦，外面寒风凛冽。他正和他的过去的一个学生叫沈启无的边品茶、边聊天。正聊到投机处，突然门房外“砰”地响起了一枪，他当时误以为是放鞭炮。谁知院井里很快响起了一阵急促杂沓的脚步声。他和沈回头一看，已有两个陌生人阴沉着脸突然闯了进来。其中一个嘴里问：“哪位是周先生？！”他正欲开口，但见两人手中各执一把手枪，顿时惊骇得从椅上跳起来：“你们”没等他说完，随着“砰砰”两枪，他和学生就已应声倒地。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从悠悠的昏沉中醒来，发现他的太太羽太信子惊悸犹存地站在他的面前。他的学生沈启无已经送往医院抢救，椅子上留下一摊鲜血，刺客早已不知何时遁去。此时，他听说坐在他家门房里的一个洋车夫，他一时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只知道他的下腹部隐隐作痛，但他奇怪，他身上中弹却一点血迹也没有。晚上，他被送到协和医院进行了检查，才清楚自己是虚惊一场，子弹根本就没有射进他的腹腔，而是射中了他的外套一枚铁质的钮扣上，肚脐部位只留下一个小小的暗红黑点。“信子，你们日本人也太不讲义气了，怎么话未说到，就翻脸不认人还背后下毒手呢？”他在庆幸自己的同时，对自己怀疑中的日本人做法很是愤怒。“你怎么就认定是我们日本人干的呢？那如果是，又是谁干的呢？目的又是什么？”信子说。“这还用说吗，肯定是土肥原派人来威胁我，让我答应为他们做事呗！”“那你答应就是了，何必这样和他们硬干呢？”信子说。“你说得倒轻巧，那不是让我当汉奸吗？日后，我会跑不掉的。”“为日本人做事又不是你一个，况且你只是一个文人，你也不过为了生计以及沦陷区的人民办一点教育的事，再说，他们要定你汉奸罪名，你不做也逃不了干系，你的太太毕竟是日本人。还是想想眼前，也许日本人会永远把天下给坐下去，你也许会因祸得福，日后宏图大展。不要固执了，你一个文人能腾什么大浪呢？你们中国人有句古话，就叫做人随大流不吃亏！就答应吧，嗯”信子足足用了一个晚上，对他进行奴化说教，终于使他思想起了根本性的转变。出事后的12天，他接受了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送来的聘书，先后担任了敌伪主持下的北京图书馆的馆长、华北军政委员会教育督办等职。

  唉，悔不该当初，我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呢！唉此刻的他，除了如潮的泪水属于他，能替他排解一下内心的冤屈外，他确实再不能以一个文人的资格区别性地存在于这些草莽汉奸之中。

  当天上午9时，飞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一下飞机，他和12个囚犯就被押往首都高等法院看守所。

  他被押到南京后的三个月，通过北京大学的好友胡适出面，被优待到单独的囚室并给他安排了纸张书桌，供他读书写作。即使是连续对他进行提审的情况下，他都在利用一切闲暇时间，独自在他那仅有几平方米的小室伏案挥笔，日夜不停地翻译英国作家劳斯所著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一书。此时他戴着一架老花镜，时而伏案疾书，时而托腮冥想。当他那因过度悲哀而日渐混浊的双眼看到堆积在小木桌上那厚厚的一沓稿纸时，感到一种以此权当赎罪的欣慰。

  自从三个月后的一天，江苏高等法院代表首都最高法院对他宣判后，他的心情就此一落千丈，想起那天宣判的情景，他一切的希望都成了泡影。

  当江苏高院院长孙鸿霖在特别法庭庭长陈珊宣读他的死刑判决书后，大声对一时呆立在受审席上的他说“如不服，限你在十天之内向南京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他一下子被惊吓得木然僵立，虽然当时正值炎热的暑期，但他却觉得一阵阵寒气从头到脚穿心而过，让他全身瑟瑟发抖，再也找不到言词落脚的地方。他在即将退庭时，突然向孙鸿霖大声喊道：“等一等，我有话要讲！我好委屈、好冤枉啊！”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是从他喉咙里发出来的，倒像一只垂死的猪绝望时的哀嚎。他似乎觉得这要比他变节还要没有脸面，还要有辱斯文。但在此生死攸关时刻，他要作最后的拼争，顾不了这么许多，他觉得是值得谅解的。他先哆哆嗦嗦地掏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辩护状，后又觉得不妥，因他没料想到会被判死刑，那份辩护词用不上了，索性即席发言吧。“我之所以变节忤逆，当初也是身不由己呀！是被日本人一枪吓的呀！我对不起列祖列宗，但我周作人终究没杀过一个中国人，我没血债，为何要一定判我极刑呢？！”“住口，时至今天，你还不认罪，亏你还曾经是一名明辨是非的堂堂大学者！你没用刀杀一个中国人不错，可是你用无形的刀杀害的国人又何止千万？你为日本侵华军修改我们的教科书，以奴化教育来毒害国民，这远比用刀杀人还要厉害百倍！”陈珊严厉地对他说。

  此时的他哪里肯罢休，他一方面觉得自身是为了生计，即使有被日本人利用的事，也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上当受骗；另一方面，申明自己早在20年代就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九一八”事变后，也曾多次指责和痛骂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径，特别是自己多次撰文批驳日本《顺天时报》刊载有侮中华民族谬论的文章，因此始终是一名爱国主义者。

  陈珊冷笑了一下对他说：“你的大作，我也时有拜读，不过我极少见到如你所说的对日本人的批驳。倒是你在《弃文就武》里说过这样一段话：和日本人战争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陆上岸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何能抵抗人家？你公然替日军张目，使你的卑颜屈节、卖国求荣的面目暴露无遗！你还有什么好讲的？！”

  “我要说，我还有很多需要向法庭陈述的理由”周作人见两个警察上前不容分说地将他往外拖时，就拼命地挣扎叫喊：“你们让我说完呀！你们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枪毙我呀！我要上诉呀”

  虽然，换了地方，他的单室待遇没改变，但性质却截然不同了，这里除了期待上诉的好消息外，剩下的只有等死的内容了。因此，他必须抓紧可能剩余无几的时间，全力地给友人写信，内容有排解内心伤感的，更多的是具有求救的实质含义。那些希腊的神与英雄在他的思想里突然跑得无影无踪，因之，他在判决后绝食了两天后，突然想起了“只有生命的一点点延续才能以求得永久”的道理，这对他来说其实很简单，但对于他此时的境地这种道理就有点弦外之音了。后来，他开始想起了他曾在笔下写得让人怦然心动的那些精致的美食来，那些香甜的气息在他思想深处渐渐地弥漫开来，这让他对写求救信找到了依据，也让他用于求生本来有些笨拙的笔增添了无形的勇气。也正是由于此，当他面对夜晚昏昏欲睡的牢室，他的思想除了飘忽不定外，更多的是陷入绝望的痛苦之中。他觉得他的确不能像他的长兄那样铮铮铁骨，他的确表里不一，的确对于生命的考验弄尽了奴颜屈节的细节。因此，他觉得法庭对他的判决，主要的评价还是恰如其分的。

  大约是被判的一周后，他的朋友胡适得到消息，突然来到了他的囚室。“知堂兄，你学问很高，可惜你政治上表现得不成熟啊，小弟对你的遭遇除了同情外就是深深的惋惜呀！”胡适在监狱长的亲自陪同下，一进他的监室就开口对他说，“五四文化期间，你常到陈独秀办的《新青年》上发表触及政治的文章，我就常奉劝你多做学问，少问政治！日本人来了，朋友们都劝你离开北平，可你不听，你不明白你只是一个学者，而不是一个政治家，充其量也就是政治家的一个陪衬而已，结果，才落到如今的地步”

  周作人见胡适一进门就当着监狱长的面这样责怪他，一时悲愤交加，他不能自持地哭道：“我如今已经是被判极刑的人了，那些难堪往事还提他有何用呢！现虽已上诉南京最高法院，但今生还有活命，就全靠您老弟为之奔走了！凭先生的声望，想必蒋委员长也”“这个请知堂兄放心，我胡适的为人想必你也是知道的”胡适生怕当着监狱长的面他又说出一些什么对当局特别是刚才说到蒋介石有什么不妥的话来，连忙接过话来，“我的确要面呈委员长，我要向他说出你的苦衷，你的无奈。你终究是个文化人，手无缚鸡之力委员长也是个爱才之人，当今正是百废待兴、用人之际，我想他在听了我的劝谏后，会对你重新发落的请知堂兄先安心生活，有什么要求尽管向陈监狱长提，我都已经给你打理好了”

  一旁的陈监狱长，连忙点头称是。而坐着的周作人此时已经又一次不能自持，他除了不断说着“多谢”以外，开始觉得手足无措，只有听话的泪水和不听话的鼻涕交混于一体，他甚至觉得这样还不足以表达对胡适的致敬和感激，因此，他恨不得要跪下去，但有监狱长在，他又觉得不妥，这毕竟是他们朋友之间的事，最终他选择了握住胡适的手，紧紧地握着

  时间一晃就是两个月，可胡适为之活动的结果却没有一点音讯，这使他原先被胡适掀起的一点希望热情，开始一点一点地降温。在这期间，他不断听到院后那片草地响起枪决犯人的枪声，与他一同从北平押解来的12个汉奸中已有七八个被相继处决。何时他突然被拖向那阴森恐怖的草地，何时他的身体被那一声枪响穿过，只要胡适疏通不力或无效，这样的情况随时都会发生。因之，后来当他听到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或者铁门开启的“啷当”声，他的心就开始紧张，有时会吓得满脸苍白，浑身哆嗦。

  “周作人，你归根结底就是个怕死鬼，你害人害己，最后落得这般自找污秽、斯文扫地的地步，你还有何脸活在这样一个世界，还有何脸见列祖列宗呢上帝呀，你还是让我早点”他在绝望中呼喊着自己脆弱不堪的灵魂，但他自始至终不肯从心里说出那个“死”字。

  “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我要等南京方面的最高指令，是谁指使你们的，我可不是一般的”

  1947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他突然被四个武装军警从囚室里拖了出来，未等他分辩，一副闪亮的钢铐已经牢牢地将他的双腕锁住。他顿时觉得眼前一黑，便失去了知觉。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从昏昏沉沉中醒来时，发现押送他的车子已经停在法院门口。“难道今天要执行？不像，执行就不会被押到监外，都是在监内那片荒地上，执行前也要让我吃顿断头饭，再者，要是执行早就该执行了，不该拖到现在。一定是胡适的游说取得成功给予改判了。”想到这里，他心里有些难以克制的兴奋。令他始料不及的是战犯军事法庭竟判了他十五年，这让他在现场险些跌倒。

  “我周知堂已经年过花甲，政府还要判我十五年，以我老残之身，这样的改判形同无期，与死无甚相差，最高法院为何不讲道理”他老泪纵横地说。

  “政府对你宽大，你非但不感谢，还诬蔑最高法院不讲理，你简直是个疯子”

  就在他改判的半个月后，他的日本太太羽太信子在胡适等人的帮助下，得以前来看望他。

  “知堂，改判就是好兆头，15年就15年，我会耐心等待你出来的！”信子伏在周作人的肩上眼噙泪花对他说。“不，信子啊！我不争取早日出去，怎能和你再过上几年团圆的安稳日子呀”他望着妻子从外面带来他喜爱的绍兴酒、北平风味小吃，一时早日出去的心情更加强烈。听了他的线年就随周作人由日本东京来到中国早已失去当年娇媚风韵的日本女子，一时百感交集，她垂着泪对他说：“知堂，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想出来和我过上几天好日子，但现实是不可能的。胡适先生这次为你找到了老蒋才得以成功的，你所愿望的立刻出去是根本办不到的。听胡先生讲，凡属有名的汉奸都要处以死刑，即使与蒋关系紧密的周佛海，最终也就落得个无期！而你却能努力到有期，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信子望着生性固执的丈夫哭着说：“除了胡适，你让我再去找谁呢？你的那些朋友，见你成了汉奸早已躲得远远的了”

  “可不可以去找孙夫人，听说她与树人生前关系很好”

  “天呐，你怎么想得出来的！你可是通敌之罪呀，堂堂国母怎能帮你一个汉奸而在国人面前有损声誉！再说，我也不想以树人的名义去找他的朋友，我们家对他有愧呀！”

  “唉，唉，如果不是当年你得罪树人，树人怎能弃我而去呢？现在他的朋友又怎能见我不救呢！罢了，我也不怪你了，你也够苦的了！”他望着满脸泪水的信子，双手抱着头转过身去。

  1916年冬天，鲁迅全家从绍兴老家搬进北平时，因一时找不到一间相对固定的居所以便写作，就暂时与他家同住在八道湾。兄弟俩没什么矛盾，但一段时间后，为了日常开支的小事而日渐烦恼。原因就出在信子身上。信子花钱如流水，大手大脚，有时做好的饭嫌不好就倒掉重做，被褥衣服时常只用几日就会送给佣人，自己重新做。这样一来，鲁迅原先在绍兴每月皆有积蓄，到了北平每月薪金、稿费都交给信子还常入不抵出，甚至有时会吃不上饭。鲁迅就让他对信子进行规劝，然而，他嘴上答应，行动上却仍然对爱如掌上明珠的信子听之任之。后来，信子竟将日本的父母都接来同住，于是鲁迅就要求算清费用合理出资。信子就因为这个，一气之下就痛斥鲁迅并让鲁迅从此不要回来吃饭。

  鲁迅为了这件事，很快搬出了八道湾，从此兄弟二人也断绝了来往。直到鲁迅在上海病逝前，有人问起周作人时，鲁迅只用了一个字来评价他：昏！

  “知堂，那些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去想了，你的主意倒让我想起一个人来了。”信子望着一张包北平小吃的报纸对他说，“上面说的李石曾，不是当年和你一起在北大教书的吗？”

  “李石曾，不是在海外吗？”“不，报纸上说他回来了，你看！”信子将那张油迹斑斑的报纸展开在他面前：巨商李石曾归来与年仅三十的女秘书林素珊喜结伉俪

  “真没想到离国十多年的李石曾这样一个时间段回来，真乃天助我也！！信子呀，快拿纸笔来”当即，给李写了一封厚厚的求救信并让信子第二天前往上海设法找到李石曾。

  李石曾是名门之后，系晚清大学士李鸿藻之子。早年留学法国，1917年归国后任北大生物系教授，与周作人交往甚密。不久，弃教从商在法国巴黎成为集学者、资本家于一身的特殊留洋人物。此次来上海和林小姐举行婚礼才从信子嘴里得知好友周作人已深陷囹圄。

  为怕引来非议，李没有到监狱看望他，而是借访友之便，为他游说开脱。不但靠嘴，还靠大资本家的挥金如土，很快使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过问此案。此后，李还找了元老吴稚晖等过去曾和他交往甚密的友人来为周说情。

  果真，那一段时间，老是有人来他的监室，像是检查他的改造情况似的。于是，对“识时务者，俊杰也”这句古训开始领略到精髓的他，每天除了与来看他的信子聊聊天外，就是放下教授的架子装成十足的粗人，去迎合狱中大小官吏，有时门口闪过影子，他都会不放过地打一声招呼。只有独自一人时，他才会一门心思地继续翻译英国作家劳斯所著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一书。当他看到那些驴头马面们一个个对他露出笑容，当他看到那些政客们对他伏案努力表示肯定时，他觉得他已经看到了那扇大门的春天！

  大约是李来南京的三个月后，他的刑期被减至10年。1949年，南京岌岌可危，胡适等友人趁机为他暗中疏通，当年1月26日，他被江苏高法同意保外就医而提前释放。

  被释放的翌日，周作人去了上海，不久回到北京八道湾旧宅，直到1967年5月病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