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初，说山西安靖富庶，首要是指太原以南，即晋中、晋南、晋东南等区域。其时移民较多的太原、平阳二府，潞、泽、沁、辽、汾，也多在以上区域。至于其时的晋北、晋东等地，也仍是地多人少，比较荒芜的。所以，大槐树下的移民，不单单是移向华夏、西北和江淮，在省内不少当地也有移民迁居。比方，太原的薛氏、阳城的张氏、灵石的韩氏、五台的赵氏、平遥的王氏，等等，听说都是从洪洞大槐树下迁去的。

  祁韵士是近代中国闻名的地舆学家，他写了一本《万里行程记》，书中谈到：“余世祖河东公，本大槐树下人，明初迁居寿阳。”本来寿阳祁氏是山西的一大望族，其鼻祖祁旺于元朝末年从洪洞迁居寿阳，生生世世务农，到第12代才出了“士子”。祁韵士是他家15世裔孙.致力于蒙古回部前史地舆研讨，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名誉。而祁韵士的第五个儿子祁隽藻，是道光、咸丰朝的宰相，战役时期。坚决主战，是林则徐的有力支持者之一。

  就连控制山西30多年的阎锡山，也是洪洞大槐树移民的后嗣。山西省政协编写的《阎锡山控制山西现实》一书，写道阎锡山本籍洪洞。阎锡山之父阎书堂逝世时，阎锡山所写的《哀启》中曾说：“先世于明洪武初，由洪洞县棘针沟迁居阳曲县坡子街，继而迁居五台县长条坡，终乃久居河滨村，遂隶籍五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是山西五台县人。在他所著《前史的回忆》中写道，听老一辈讲，我家祖上是几兄弟从洪洞迁居，落脚五台山下。永安村的徐姓属迁居鼻祖的第三分支之后嗣。到我这一辈是十九世孙。可见大槐树的传人中，的确出了不少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以及文明名人。 、

  综前所述，洪洞大槐树下的移民，最初直接迁入地是豫、鲁、冀、京、皖、苏、鄂、陕、甘、宁、晋等省市。但是数百年间，山穷水尽，这一些当地的移民后嗣，又曲折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东北、港台等地。特别是近几十年里，搬迁的浪潮此伏彼起。例如解放前的“走西口”、“下关东”、“下南洋”，建国后的城市知青“支边”、“上山下乡”，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国留学、省亲、久居，更使洪洞移民后嗣的脚印，踏遍了神州大地、天南地北。

  明末吴三桂降清后，被封为平西王，他率战陕西、四川、贵州、新疆、云南等地，部下兵卒不少人是冀、鲁、豫移民的后嗣。因为不肯附逆，常常半途流亡，所以就有不少人散居在上述各地。

  清王朝树立后，关外空无，土地荒芜，为了恢复出产，清政府再三鼓舞向东北移民，乃至实施“能招之一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的方针，所以“闯关东”的移民浪潮一向汹涌了数十年，并延续到民国年间，山东、河北等地搬迁到东北的移民有百万之众。其时移民最多的是山东沂水、黄县，日照、莒县、济宁、临清次之，其间沂水县十人之中有八九个到了关外。而这些区域恰是洪洞移民散布的区域，所以不少移民后嗣便转迁到东北区域。

  大陆解放前夕，南京政府的一批军政要员随蒋家父子登上孤岛——台湾，阎锡山宗族也纷繁出国久居。比方，阎锡山的次子阎志宽和其女阎树榕久居美国；阎锡山的四子阎志敏、五子阎志惠，阎锡山的堂弟阎锡圻等纷繁迁居美国。其堂弟阎锡垌全家迁居台湾，阎锡垲全家分居于台湾和美国，堂妹阎慧静则随其老公薄以众留学法国。连阎锡山的外祖父曲成义，岳父五台县建安徐家，也有几十人去港、台以致国外久居。

  近现代以来，跟着一次次移民浪潮，华工“下南洋”，去美国当劳工；留学生赴五大洲各国留学，军政要员及其后嗣迁居国外等等。所以说，移民后嗣遍四海并非夸大之词。

  明代初年，朱明王朝大规划地从山西洪洞向各地移民，其直接意图当然是添加赋税，充分国力，但客观上远不止于此。它对中华民族的开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我国前史上具有深远的含义。

  明初洪武、永乐年间，经过几十年的移民活动，全国人口遍及添加了，然后大幅度的提高了出产力。依据官方的计算，洪武十四年(1381年)，全国有1065.43万户，5987.33万人。永乐元年(1403年)有1141.58万户。6659.83万人。从洪武十四年(1381年)到永乐元年(1403年)，只是过了22年，全国就添加了76.05万户，672.50万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时，全国计算的人口是6054.58万人，这个人口数比元代的极盛时期，元世祖大统一年代的5365万人，约添加700万人。其时不只全国人口遍及添加，并且各区域的人口逐步趋于平衡。例如，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到万历六年(1578年)的185年中，山西省的人口除大批迁出外，因为人口天然添加的原因，约添加了20%的人口；河北省的人口因为大批地迁入，再加上原有人口的天然添加，共添加了两倍。洪武二十六年，河北省人口比山西省少315.98万人，到了万历六年，河北省人口比山西省只少2.57万人，可以说根本上接近了。而这时全国除遥远省份外，内陆各省如浙江、江西、山东、河南等，人口都在500万以上，湖广、陕西400万以上，四川300万以上，人口数量大体上趋于平衡。

  在以农业出产为首要出产方式的明代，人口添加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出产力的开展，大批少地和无地的农人对土地的渴求得到满意。再加上国家有意扶持、奖赏的方针，极大地影响了农人开荒种田的积极性。河北省宛平县召城里弓齐通，从山西灵石迁来，短短几年就开垦“荒地三百亩”；藁城张台甫，从山西代州迁来，带着儿子张满、张记，没过几年，也“垦田千余亩”。从全国的状况看，据《明实录》的计算，洪武元年(1368年)，全国耕地面积不过180多万顷，到洪武十三年(1380年)，就添加到366万余顷；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又添加到387万余顷。跟着耕地面积的添加，各种农作物的产值也大幅度的提高。如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后军都督府陈述说：彰德、广平、台甫等地移民598户，计收谷、粟、麦300余石，棉花183万余斤。二十八年(1395年)又陈述说，彰德等四府，屯田38l顷，屯租233万余石，棉花502万余斤。又据《明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征收赋税的米、麦、豆、谷达3270多万石，比元代每年征收的121l万石添加了近两倍。并且，因为赋税收人的添加致使许多府、州、县升格。如元末残缺、苍凉不胜，被新任知府截下一个城角作府城的扬州，也在洪武八年(1375年)，以每年十几万石的税收，由劣等府升到了中等府。

  明朝初年，尽管蒙古控制者的剩余实力被赶到荒芜的沙漠中，但明朝的边防地并不是稳固和和平的。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霸占元大都(今北京)，元顺帝北循漠北，可他仍保有相当大的实力。其“引弓之士不下百万”，“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并常常派兵南下打扰，以图东山再起。后来，蒙古贵族又分裂为鞑靼、瓦刺和兀良哈三部，更是不断侵扰明帝国的边境。为反抗蒙古剩余实力的侵袭，明政府付出了巨大的价值，除沿边防地个边防重镇外，还得不断地出动戎行北伐蒙古，然后耗费了很多的人力和物力。如永乐年间，明成祖北征，其间一次就用骡子34万匹，兵车17.75万余辆，民夫23万余人，运送粮食37万多石。

  屯田戍边，自汉代以来便是我国防卫边远当地的一项重要办法，而以汉武帝屯田戍边，防范匈奴为最模范。明初，因为兵祸灾疫，土地荒芜，国力匮乏，许多有识之士提出“屯田戍边”的主张。喜欢自诩为汉高祖刘邦的朱元璋，早就赏识汉代的屯田戍边方针，他说：“屯田以守要害，北驭夷狄之长策”。并常常用赵国李牧、汉初赵充国屯田戍边的案例教育群臣。不久他就命令宋国公冯胜、颖国公傅友德，到山西布政司，宣扬募民军屯的工作。从前文所述明初山西的17次移民中，有两次是到边远当地屯垦戍边的。如，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冯胜、傅友德比及山西募民参军，屯田于大同、东胜，树立了16卫。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又征调山西马步官军2.66万人到塞外筑城屯田。

  应当说，明初的屯田戍边办得很不错。老大众应募军屯，叫做军户。军户由国家分给土地，平常屯田自给，战时参军交兵。因为所产粮食既充军粮，又当官饷，所以非常大程度上减轻了政府的担负。据计算，明洪武年间全国戎行180万人，按其时规则的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那么就会有120万军士参与屯田。大约共开荒89万余顷。所交税粮数目也不小，据史书记载，最多的一年是永乐元年(1403年)，收粮达2345万斤，占到当年国家所纳税粮的43%，可见其时屯田戍边的成果之大。难怪朱元璋拍着胸膛夸下海口：“养兵百万，不费大众一粒米”。

  至于对蒙古剩余实力的抵挡，屯田戍边的作用就更显着了。洪武年间，朱元璋沿边设关，分地屯守，并常常派兵反击，大破元兵，收到了“漠北扫平”的作用。永乐年间，朱棣严守边防，屯田自固，“峻坦深壕，烽堆相接”，并四次亲征鞑靼，然后消除了边患。但是永乐之后，放松了屯田戍边，边防就松弛下来，以致发生了“土木之变”。永乐皇帝朱棣身后只是25年，即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就在河北怀来的“土木堡”，被蒙古族的瓦刺抓获。当瓦刺军押着明英宗攻至北京城下的时分，闻名的民族英雄、兵部尚书于谦，带领京师军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京师保卫战。尽管，这位民族英雄后来被复辟的明英宗杀害了，但他却留下一首万古永存的诗歌《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燃烧若寻常。肝脑涂地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跟着洪洞移民后嗣走向全国各地，使地域之间的联络加强，然后扩展了人们的社会交往，促进了各地的科技交融。移民到了新区域后，必定带来自己本来的日子方式和出产技术，然后优化出一些新的科技成果。例如，河北省万历年间的《广宗县志》记载，广宗县的老大众有十分之七是从山西迁去的，故：“晋唐遗风”，这便是“男力稼穑，女勤织纺”。山西是周代“叔虞封唐”的当地，当地男耕女织的出产日子方式，天然随洪洞移民流传到河北。而河北宣化区域的科技交融就更显着了，因为当地为边远当地重镇，为明代九个边城重地之一，所以此处全国各地移民都有。所以，这儿的“土木匠自山西来，巾帽工自江西来”；而其他匠人由外地迁来的就更多。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匠各有才有所长，他们互相切磋，工艺大有改善。

  体现在科技交融方面的还有一个试种水稻的故事。现在的人们津津有味天津的“小站大米”，但是明代初年河北北部根本不种水稻，天津周围苍茫碱地更不能种粮食。后来有一个外地迁来的移民，提出开沟引水洗碱种稻的主张，所以当地官府招集新来的移民屯田种稻，成果‘一亩产稻四五石。后来又扩展开荒规划，得地18万余亩，招流散3000户，派战士2000人一同屯种。经过兴修水利，洗碱种稻，使当地的粮食种类添加，产值也不断提高。

  除了移民们自发地沟通出产技术外，明代各级政府还大力安排大众学习先进的出产技术。据明代人召坤著《实政录》记载，其时山西省榆次、太原等地的民间纺织习尚很盛，省府就安排了十几名教官，训练全省的木匠，教他们制作纺车、织布机。又传令各县衙门，催促乡官们把无事的妇女造册报官。然后用官库的银子买下棉花，每家发放一斤，掌印官按簿挂号，催促妇女们学习纺织。一起还拟定了赏罚办法。所以，一年之间，有上千家学会纺织。不到两年，全省妇女纺纱织布蔚成风气。

  明初华夏等地的移民，既有来自山西洪洞的，也有来自江淮一带的，还有“山后沙漠”的。这一些当地除“山后沙漠”外，都有较高的文明造就，山西金元以来即为戏剧之乡，而江淮自宋代以来就文明昌盛。跟着移民们的杂处同居，文明沟通自但是然地就扩展了。其时，南边的秧歌传到了北方。秧歌又名插秧歌，本来产生于盛产水稻的淮河两岸，是民间插秧时节、喜庆丰盈或男女欢恋时的一种歌舞方式。跟着移民的活动，秧歌也流传到北方，特别是山西的晋中、晋南一带。山西至今仍有太原秧歌、河东秧歌、武乡秧歌、临县秧歌、沁源秧歌、祁太秧歌，等等。每到节庆时分，大众就闹起秧歌来。其节目有《王小赶脚》、《绣花衫》、《小姑贤》等等。方式言简意赅，充溢日子情味，大众又称其为“耍耍戏”。

  东北的“蹦蹦戏”也传到了关内。山西、河北早年有一种歌舞叫“落子”，即“莲花落”，开端是几个人手持一尺多长的“霸王鞭”，缀以几枚铜钱，或摇着“莲花落”，即用绳子连在一同的七个竹板，边舞边唱，煞是风趣。而东北的“蹦蹦戏”，又称“奉天落子”，曲调生动天然，拿手体现日子。这两种歌舞活动，腔调附近，方式类似，在移民们的传播下，结组成当时的一种剧种——评剧。近年来，河北省评剧团表演的《杨三姐告状》，以电影艺术传播到全国，深受广大观众的喜欢。

  令人惊讶的是，洪洞移民竟把晋南的戏剧传播到江苏徐州。明末清初，黄河两岸的蒲州和同州，产生了一种新的戏剧叫山陕梆子，又称“乱弹”或“桄桄子”。元末明初这个剧种的雏形，就由洪洞移民传播到江淮流域，江苏徐州盛行的梆子戏即由此而来。时人于道钦写了一本《江苏梆子戏概述》，谈到江苏“丰县蒋门、蒋花架子(艺名)约生于乾隆十年，系由洪洞县迁来，寓居蒋家楼，会戏300余出。他还通晓音乐，自备衣箱、乐器，教授过众学徒”。今后蒋花架子的徒子徒孙们，如李科、蒋狗皮领子、许钱为、黄景坤等，又在江苏、安徽办科班收学徒。仅丰县1-00年来，就办了100多个科班，培养出艺人2000余人，鼓手、乐工1000人。江苏梆子和蒲州梆子不只在乐器、唱腔、配乐办法上有许多相通之处，并且许多剧目都是相同的，如《反徐州》、《破洪州》、《杀狗》、《小姑贤》、《薛刚反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