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东京审判是“成王败寇”的审判。审判刚结束，就有日本民众向播音员青木一雄主持的NHK“街头录音”表示：“这是羊在狼面前的哀叫，现在再谈善与恶毫无意义。”这种认识经右翼分子的“理论化”而被不断渲染，形成“东京审判史观”。

  2013年3月12日，安倍表示：“这场审判并不是日本人自己作出的，而是依据同盟国的判断作出的定罪行为”，就是迎合这种“认识”。

  2.认为东京审判是根据“事后法”进行的审判。被绞死的7名甲级战犯的墓志铭上即写道，盟国“以事后法对战败国日本的行为进行了审判”。甚至在东京审判中主张“全员无罪”的印度籍法官帕尔，也持这种观点，并因此在日本获得“尊敬”。2005年，靖国神社专门为其竖立了一块碑作为“纪念”。

  右翼的鼓噪，蛊惑了相当一批日本民众，获得了一定的“民意基础”。但是，正如国际法专家藤田久一在《何为战争犯罪》一书中所说的：“说是‘胜利者的审判’也好，‘事后法’也好，事实上，从此以后再有新的战争犯罪就一定会遭到谴责。”也就是说，东京审判不仅是对战争罪犯的审判，而且弥补了此前对国家侵略政策制定者“无法可依”的不足，是对国际法的一大贡献。

  当然，东京审判本身并非没有瑕疵。美国为了自身利益没有追究罪恶累累的731部队石井四郎的罪责，就是一例。而东京审判没有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并保留天皇制，以及战后改革的不彻底，更成为日本右翼拒绝“反省历史”的重要且直接的因素。

  天皇是否应承担战争责任？东京审判结束后，澳大利亚籍审判长威廉·卫勃表述得很清楚：“天皇的权威在终结战争时，已得到了毋庸置疑的证明。天皇在发起战争时的作用也为检方所阐明。但是，检方明确说对天皇不予起诉”。

  对于是否“赋予天皇免罪特权”，相关国家最初意见相左。美国在免于追究裕仁天皇战争责任方面起了主导作用。1946年1月25日，在美国制定对日政策拥有重要发言权的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致电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称：“毫无疑问，对天皇的控告必将在日本国民中引起极大振荡，其反响之烈，不管我们如何评估都不会过分。天皇是凝聚所有日本人的象征，将他灭掉就是使日本这一个国家崩溃。”他的这一意见最终在东京审判中得以贯彻。

  和“纽伦堡审判条例”不同，“东京审判条例”不仅没有追究“国家元首”战争责任的条款，而且国际检察团由美国人约瑟夫·基南任首席检察官，书记局全部由美国检察官组成，审判长卫勃在记者会上公开表示：“检方明确说对天皇不予起诉。”检方不诉，法官如何判决？

  另外，与德国政权体制在战后被摧毁重建不同，日本不仅保留了天皇制，而且保留了政权结构及人员。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对日政策更是从“压制”转为“扶持”，帮助日本推行“逆反路线月，甲级战犯不仅全部获释，而且战时曾任外务大臣的重光葵还担任了鸠山一郎内阁副总理兼外务大臣，并于1956年底代表日本出席了接纳其为会员国的第11届联大；战时在近卫内阁和东条内阁任大藏大臣的贺屋兴宣，战后担任了第3届池田勇人内阁法务大臣。战时任东条内阁商工大臣的甲级战犯嫌疑犯、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则于1957年后担任了两届首相。池田勇人在二战时虽然官衔不大，但也是参与制定侵略扩张政策的事务官员。至1958年5月，乙级和丙级战犯亦全部获得释放。

  如果说德国总理勃兰特能够有“华沙之跪”，和他曾经是反纳粹主义流亡者的身份有关，那么曾经的军国主义分子重新出任政府要职与他们对战争责任的认识相关度如何，安倍自称他身上有着其外祖父岸信介的“政治基因”，就是答案。

  民族主义是近代国家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但民族主义主要有两类表现形态：一类是内敛性、强调“民族认同”的传统民族主义。在世界历史上，美国的《独立宣言》是最早的民族主义宣言。另一类是扩张性、强调“民族利益至上”的极端民族主义。

  按日本政治思想史泰斗丸山真男的观点，具有“独自形态”的日本民族主义，主要是在外来压力下形成的，经历了海防论、富国强兵论、尊王攘夷论三个阶段。

  自18世纪中叶，西方殖民势力不断向日本扩张。以此为背景，日本慢慢的出现以主张加强海防的林子平的《海国兵谈》为代表的民族主义雏形——“海防论”。但是，这种“海防”思想很快为具有扩张性的“富国强兵论”所替代。

  “富国强兵论”的代表人物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中声称，由“皇大御国”或“皇国”日本统一世界，是神赋予的使命。他在书中写道：“皇大御国，乃大地最初成立之国，是世界万国之根本。故其根本确立之时，则全世界悉为郡县，万国君长皆为臣仆。”佐藤信渊主张以神道教实现“宇内混同”（世界统一），并设计出了一个周密的入侵和占领中国的“秘策”，提出日本应先攻取满洲，然后“经略”整个中国。他甚至设计了日本各地方政府的作战分工和出兵顺序。这本《宇内混同秘策》被称为历史上首部以“学术”方式系统提出侵华战略的著作。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并向整个亚洲推进、企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时，《宇内混同秘策》被一些军国主义分子奉为经典。

  在会泽安的《新论》中集大成的“尊王攘夷论”，则是鼓吹以后对日本侵略扩张产生重要影响的“一君万民”理论。这一理论，在日本“神风特攻队”的誓词第一句就有体现：“我们七生报国，效忠天皇。”

  日本“一君万民”思想源远流长。8世纪初问世、被奉为“日本神道之圣经”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通篇宣扬的都是神的伟大、大和民族是神的子民的“神国思想”，这种“虚幻的故事”在日本长期作为“国体”起源的“史实”教化民众，1945年前日本的历史教育，就是“神国”教育，甚至《寻常小学国史》也以宣扬“万世一系”的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国”为全部内容。

  1915年3月11日，由日莲宗僧侣田中智学撰定的“八竑一宇”（意为“四海一家”）在《神武天皇的建国》一文中亮相。发动侵华战争后，“八竑一宇”开始成为日本“国家格言”，并在1940年7月26日，被写入第2届近卫内阁制定的《基本国策纲要》，成为侵略战争的精神指导根本方针。今天，三省堂《大辞林》、岩波书店《广辞苑》、小学馆《大辞泉》对“八竑一宇”的解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为证明海外侵略的正当性所用的口号。”平凡社《世界大百科事典》的解释是：“八竑一宇”是“基于民族优越感，贬抑、并吞其他民族，扩大国民动员、统合、正统化的思想及运动的典型超国家主义。”必须看到，这一口号与“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具有毋庸置疑的内在联系。

  二战中，美国已就战后如何铲除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深入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并急剧抬头，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一君万民”的极端民族主义高扬。因此，二战后，美国对日本进行了具有针对性的改造：修改日本宪法，将原先明治宪法第一条规定的“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即天皇拥有包括三军统帅权在内的一切权力，改为“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同时由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指令裕仁天皇于1946年元月1日发布《振兴国运之诏书》，声明自己是人，不是神，并因此使该诏书以《人间宣言》闻名。

  “一君万民”的神国思想，是否因此而消散？事实是最好的答案。2000年5月15日，刚刚上台的日本首相森喜朗称，“日本是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希望国民在彻底了解这一点的基础上，从事各种活动。”2013年4月28日，安倍举手三呼“天皇陛下万岁”，正是“一君万民”神国思想的历史回音。

  奉“实力第一主义”的原则为圭臬，是日本国民性重要特征。663年“白江之战”中国将日本打成“学生”，日本自669年开始大规模派遣唐使向中国学习；1863年日本鹿儿岛爆发“萨英战争”，日本被英国打成“学徒”，此后派遣留学生前往英国学习建反射炉和英国造炮技术，成为此战重要结果；1945年太平洋战争美国将日本打成“奴才”，日本痛定思痛，认为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应和海洋强国结盟，遂在战后始终奉“日美同盟”为外交路线主轴。被誉为日本“国民教师”、其头像今天仍印在万元日币上的福泽谕吉早在1885年提出的“脱亚入欧”论，就反映了尊崇欧美、轻视亚洲的思想。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彪炳千秋。根据日本厚生省援护局1956年3月公布的较为保守的数据，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8月14日，日军阵亡185万人，有40.46万人死在中国（不包括东北地区），约占22%；二战期间中国军队拖住了80万至200万日军，使之在太平洋战场的兵力调配捉襟见肘；中国坚持和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极大地破坏了日军“以战养战”的政策；中国远征军为保障“战略大动脉”滇缅公路的畅通功勋卓著。尽管如此，日本始终贬低中国的抗日战绩，更不愿意承认中国的抗战是日本战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日本爱知县蒲郡市三河湾国立公园内海拔306米的三根山顶，有一块被绞死的七个甲级战犯的墓碑，曰“殉国七士墓”。碑文起首写道：“由于美国使用、苏联背弃互不侵犯条约，以及物资不足等原因，日本不可能不败。”这番话实际上就是日本对战败原因的总结。

  毋庸置疑，“欺软服硬”是日本国民性的一大特征。这种国民性特征对日本人“反省历史”意识的缺失具有深刻影响。

  认为日本应该反省历史的著名学者竹内好指出：“日本人没有败给中国的实际感觉……日本是向联合国投降的，当时的联合国主要是英美中苏。但日本只是向其中的美国低头服输的感觉强烈些，对苏联也是如此。日本败给中国的实际感觉非常淡薄。”1995年，作家石川好表示“日本败给了亚洲”。这一言论迅即招到“拍砖”，不少人警告他“别说这种低三下四的话”。

  日本传统的来世观和历史观，也对拒绝“反省历史”具有潜在影响。日本著名学者梅原猛在《日本人的来世观》中写道，人死后灵魂游离，肉体成“神”。罪大恶极、留下深仇大恨者，虽不能径往来世，但若遗族对其缅怀供奉，亦能使其超度。被称为日本神道教“圣经”的《古事记》关于“神世七代”创造“日本”和“日本人”的“神代卷”，始终没有象征“善”和“正义”的“神”登场。

  与这种“来世观”互为表里，日本人的历史观则以“大义名分史观”和“江河流水史观”为特征。强调至尊的天皇“万世一系”、日本人是“神的子民”的“大义名分史观”，使得“神国思想”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不容置疑。2006年底，一份战前日本文部省思想局的解密文件揭示了日本当局处置19名学者的情况，原因是这些学者质疑以“大义名分思想”为基础的“天皇机关说”。

  “江河流水史观”，按照竹内靖雄在《日本人的行动文法》中的论述：“所谓历史，就是随时光流逝，人生而复死，事起而覆灭，如江河之流水般消逝。历史，就是可顾名思义理解的过去的事。”日本人难以真正理解何谓“以史为鉴”，与此不无关系。安倍试图以面向未来的“安倍谈话”，取代明确承认“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村山谈话”，亦有“江河流水史观”的日本人“集体无意识”支撑。

  总之，日本70年来始终难以完全解决历史反省这样的一个问题，其根源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政治原因，也有文化原因；既有国内原因，也有国际原因。但是不管怎么说，日本只有完全解决历史反省这样的一个问题，才会出现安倍朝思暮想的日本回归“普通国家”行列的可能性，否则只会南辕北辙，离梦想越来越远。

  正如日本当代著名文化学者加藤周一所说的那样，对于侵略历史问题的认识是日本战后留下的“作业”，若无法完成这个“作业”，日本就没有未来。